【前路1】不曾消失的高牆反修例案出獄青年的感悟和掙扎

「我中文炒咗。」友人DSE放榜前來探訪，我笑他：「中文炒咗，唔係啊嘛！」每次探訪約30分鐘，我們能見面對話的時間卻短暫得像15分鐘，「時間過得好快好快」。每個月兩次探訪（疫情關係探訪次數由每月四次減至兩次），跟朋友簡單問候幾句：「近排點？最近發生咩事？過得好唔好？」已是在牆內最大的精神支柱。

有形的牆用來隔斷空間，無形的牆卻築在每個人心裏。對於反修例案入獄的阿東（化名），這道牆不曾消失。

「唔洗理我，走啦！」一夜換來「管有攻擊性武器」罪和九個月牆內生活。阿東記得：「第一晚入到去好難受。」在俗稱「臭格」的拘留室滿腦是控罪和刑期，徹夜未眠，待保釋三四次後正式上庭。面對親戚的責罵沒甚理會，早已習慣父親沈默不語，法律程序從頭到尾都是自己和律師跟進，一切都安排「妥當」。判刑後第一晚：「夜晚10 點鐘架車先去到（監獄醫院隔離），個飯又凍晒，夜晚訓喺張床度凍到訓唔着，好凍，嗰種feel 唔係天氣凍嘅凍。」憶起刺骨的冷夜，阿東嘆氣補充一句：「係好絕望嗰種凍，成個人好唔舒服。」

2014 年始關注社會運動，其時是中學生的阿東已就政治光譜有深刻思考：「我唔鍾意二元對立，光譜裏面有好多唔同立場同思想嘅人無法區分。」只有細分才能理解他人想法，凡事不能一言敝之。偶爾，阿東說話會停頓、深呼吸後嘆氣，他直言對香港感到悲觀。國際環境的民主倒退，牆外牆內都避不開疫情，迷惘感加倍：「依然覺得好亂，睇唔清楚嗰局勢點樣走同要做啲咩？」旁人都說要繼續學習，繼續讀書就會看到出路，可是阿東仍然迷茫，「我唔知見到出路嗰日幾時嚟到？」

天色微明，每天規律地五點半起身摺床，經過高級督察巡視和簡單的身體檢查後六點出倉。「𡃁仔監房好注重禮貌㗎，每次見到啊Sir 都要打招呼講good morning。」日復日養成的習慣，開始熟習牆內生活：清潔、定時用餐、上課、自習和步操，逢「大衛day」（紅日和星期日）整個中午看預先錄影的週末電影和即時新聞。每每看見有關社會運動的新聞，阿東都不敢過分關注，除了害怕四周目光，也漸覺被捕人士續變成一堆數字。真正在意的沒法被看見，阿東只想知道還押朋友的案件塵埃落定：「唔洗坐喺嗰邊（還押），唔知自己要等幾耐。」

牆內平靜，牆外迫切，阿東笑言寄來的信件內容太多，特別是「成寸厚」的網媒新聞，往往收到信件都是寄出的一個月後。負責檢查信件的保安對阿東說：「你搞到我好辛苦啊，每次收你啲信成疊咁厚。」他建議想寫信到牆內的朋友簡短就好。除了提及信件，阿東在採訪當日從背包拿出一個高達模型。「出獄嗰日見到我朋友真係好開心，呢個模型係佢同我行黃金商場買嘅。」不論信件或模型，他知道有種溫暖是能穿透牆外和牆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