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你明知道清潔行業對香港社會，」阿元稍稍停頓續說：「我哋唔好用『貢獻』咁偉大嘅字先，（清潔工友）係有佢存在嘅必要性㗎，但點解佢哋個待遇同社會地位咁不被重視呢？」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黃迺元還記得2017年內地傳出全面禁止廢紙進口的風聲，香港橫街小巷的紙皮堆積如山的畫面。當我們談及清潔工人權益議題，阿元有感而發：「清潔工友有時候好似隱形咁，我哋會友善對待佢哋，但佢哋人工就得嗰幾千，呢啲係行業生態。」
每年二月都有工友向阿元反映「收唔足糧」，原來是公司以30天計算月薪，即使「返足工」都只得28日受薪，需倒扣兩天工資。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杜振豪Denny又舉例：「屋苑管理公司同啊姐簽份承辦商合約，啊姐變咗清潔公司，計番甚至低過最低工資。」清潔工友「被簽成」自僱人士「一個包全幢」的工作處境是目前工會看過最災難的案例，像這種勞工法例沒有明確界線的「灰色地帶」成為清潔公司多年剝削工友以節省成本的「手段」。面對剝削，工友往往不善發聲。Denny指基層工友「天然對爭取權益有啲擔憂同恐懼」，他們教育程度不高，未必熟悉法例，也因怕麻煩和衝突自然會對爭取權益卻步，「哪怕係法例明文規定嘅權益都好，佢哋都會唔敢去爭取。」
在香港爭取基層勞工權益猶如剝洋蔥，一層輿論聲音、一層商討協調、一層又一層會議，未必每次發聲都能觸及政策倡議或改善待遇等核心議題。Denny指香港議題太多，「你要排隊，都唔知要排到第幾名先到基層工友。」於是工會應運而生。工會期望工人能自組群體，嘗試由組織改變社會。相對每遇不公，清潔工友習慣向外求援，工會更傾向培訓有勞工視野的工人領袖，令每一個工友都會為自身權益行動起來。
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是前職工盟屬會，成立31年的職工盟解散，阿元和Denny承認工作轉變需要時間適應。「依家冇咗二十幾年嘅地址同電話，工友喺幾難搵到我哋。」社會氣氛固然影響勞工權益的爭取，但最根本是香港資本主義結構。「商界有種『增值服務』，即係畀10蚊你但係想要15蚊嘅服務，咁無形中咪呃咗工友5蚊。」阿元指資本社會素來是「限米煮限飯」，而「限」的是工友餐飯。
從約滿酬金取代遣散費爭議、外判清潔承辦商標書評分制，到最低工資，倡議改革聲音始於二千年初，持續二十多年的爭取為法例修訂和勞工權益帶來重要改變。若說爭取權益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，Denny形容從2017至2018年海麗邨罷工確實交出張「漂亮成績表」，更推動往後十多條屋邨改用實行約滿酬金制度的外判清潔承辦商。然而阿元也承認還有很多權益議題是「高高舉起輕輕放下」，也未見落實時間表。以近期改善戶外清潔工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環境為例，勞工社團在立法會提出法例規管，而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在2020年3月僅印製《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》指引，至今立法部分未有定論。
「除左我哋成日用『他者』嘅視野去睇清潔工友嘅處境外，係未都有啲方法令佢哋自己都關注返自身權益而有少少行動呢？」正是阿元這個思考更見工會延續的必要。改善清潔工薪酬待遇是本地勞工權益的長久命題，然而每次滴水穿石的權益爭取和行動，在工會續漸解散的香港還能翻起甚麼浪潮？清潔工友會為自身權益行動起來嗎？答案顯然是不知道，甚至更悲觀。但如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的成立初衷，改變社會從來都不是追求結果，而是一個滴水穿石的過程。
撰文：Erica T.
攝影：Pug
排版：Pop巴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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